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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卖方是焙烤商，其中大多数是德国人或者德裔，他们在巴西买进咖啡，十分自信地希望运到美国来。但是，没有船只运输，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处于难堪的境地，那儿的咖啡价格无休止地下跌，而这儿又异乎寻常的奇缺。

　　请牢牢记住，当咖啡价实际上处于战前水平时，我第一次买入。也不要忘记，我买进之后，手中多头套牢大半年时间，因此造成巨大损失。对错误的惩罚就是亏损。对正确的奖赏就是赢利。由于正确十分明显，而且进行长线投资，我有理由期待着赚它一大笔。赚到自己满意的利润并不需要市场上涨多少，因为我手里有几十万袋咖啡。我不喜欢具体谈到成交的数目，因为有时候听起来有点不可能，别人会认为我在吹牛。实际上我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投资，而且总是给自己留有充分安全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十分保守的。我大量地买下期权的理由是觉得自己不会亏本。情况都对我有利。我已经被迫等待一年了，我现在准备既要得到对我等待的补偿，又要得到对我投资正确的报答。我看得出利润滚滚而来，来势凶猛。并不是我对此行道如何精明，而仅仅是因为我不是睁眼瞎。

　　那几百万利润实实在在地来了，飞快地来了！可是就是没到我手里，到不了我手里。倒不是因为形势突变把它引开了。国内市场没有经受住这种出人意料的方向转变形势的考验，咖啡没有涌进国内。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了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发生了我因此也无法警惕的事。在一长串投资活动突发性事件中还得加进一条新的我必须永远牢记的事件。情况就是这样：那些卖咖啡给我的空头户们清楚自己将面临什么情况，因此就尽力摆脱原来的位置，而自作主张地抛出，设计了一种新的赖帐方式。他们都蜂拥到华盛顿求援，他们成功了。

　　也许你记得，政府曾经制订过各种各样方案来阻止从急需物资中获取暴利。你知道其中大多数起了作用。唉，那些有善心的咖啡空头们跑到战时价格委员会去——我认为这里面含有官方暗示——向该机构提出了一项爱国请求，保护美国人吃早餐的权利。该委员会宣布说一个名叫劳伦斯·利温斯顿的职业投机家已经垄断或即将垄断咖啡。如果他的投资方案成功的话，他就会利用战争给他创造的一切条件赚钱，美国人就得被迫付出昂贵的价格来购买每天必吃的咖啡。对于那些卖给我几船咖啡却又找不到船运的爱国者们来说，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大约一亿美国人将会向那些没良心的投机商进贡了。他们代表着咖啡交易，而不是咖啡赌徒，他们愿意帮助政府约束现实中和可能出现的牟取暴利行为。

　　现在，我对哀鸣者极其痛恨。我的意思不是影射价格委员会没有尽力控制牟取暴利和浪费的行为。我是想说，有必要表明该委员会不能过多地介入这一特殊咖啡市场。它为咖啡原料定了最高价，也为终止所有现存合同定了一个最后期限。当然，这个决定意味着咖啡交易将停止。我有事可做了，卖掉所有合同。就像以前曾经赚几百万利润一样我认定要赚的那几百万利润完全成为泡影。我以前是，现在也是，强烈反对从生活必需品中牟取暴利，但是，在价格委员会制订咖啡章程的时候，所有其他商品已经以比战前高出百分之二百五十到四百的价格卖出，而咖啡价格实际上比战前几年里的平均价还低。我看谁拥有咖啡也一样。价格必定会上涨，其原因不是那些没良心的投机者在操作，而是因为咖啡存量在减少，此责任全在于日益减少的进口量，而后者又因为德国潜水艇骇人听闻地击沉船只大受影响。价格委员会没有等到咖啡开始涨价，就踩下了制动器。

　　作为一种政策和权宜之计，强迫停止咖啡交易是一种错误。要是该委员会让咖啡交易顺其自然，那么由于我早就阐述过的理由与任何所谓的垄断都无关的理由，价格无疑会涨上去。但是这种高价——不需要过分高——将会有刺激作用，把供给吸引到市场上来。我曾听贝拉德·M巴拉克先生说过，战时工业委员会考虑过为以固定价格供给市场投保。正因为这个缘故，一些针对某些商品的高价限制所发的怨言就不公平了。当咖啡后来恢复交易时，以二十三美分卖出。因为供应量小，美国人出了这笔钱；又因为根据那些有慈善心的爱国者们的建议，价格定得太低，以致于不可能付高价运费保证持续不断的进口，所以美国人得到的供应量实际上很小。

　　我总是认为在我所进行的所有期货交易中咖啡交易是最合理合法的。我把它看作是投资而不是投机。我投资咖啡一年多时间。要是其中有任何赌博行为的话，那是有着德国名声和血统的爱国者在进行。他们在巴西买进咖啡，又在纽约卖给我。定价委员会定下了唯一的没有上涨的官方价格。该委员会在牟取暴利开始之前，保护了公众利益不受影响，但是没有抵抗住紧跟着的不可避免的高价的影响。不但如此，而且当青咖啡以每磅九美分的价格出售时，烘干了的咖啡却和其他商品价格一起上涨，只有那些焙烤商获了利。如果青咖啡每磅上涨二三十美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要赚几百万。而且也不会使公众象后来咖啡上涨时那样付更多的代价。